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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三个表 @ 2015-08-11 10:56:29 分类: 说书

又出了本书。各大网店现在接受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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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这本书的内容都是过去十几年我在《三联生活周刊》上发表的采访和评论。以前曾有出版社希望把这些文字集结成书,但我心里一直很抗拒这件事,一是这十几年写的文字有多少我没统计过,估计有几百万字,一想就头大,更别说再整理一遍了,而且在电脑里放得随处都是,找起来也麻烦,有些文稿因为更换电脑可能早就丢失了;二是我从来不喜欢看我过去写的文字,当初采访过谁,什么内容,我快忘得差不多了;三是这些文字大都有时效性,时隔多年再拿出来,肯定不禁看,也有些过时,甚至有些幼稚,有些观点、看法我可能早就变了,自己看都觉得矛盾;四是这些文字当初都是为了出刊,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写就的,常常是在发稿的最后一刻才写完,有点萝卜快了不洗泥。所以,我心里最清楚:没有一篇让我满意。

之所以还要拿出来献丑,主要是编辑罗丹妮跟我说过好多次,希望能出成书,并且给我讲了诸多道理,我才有一搭无一搭找出几篇文章看看。有些文字虽然是写人,但主题大都围绕文化、艺术、娱乐、商业、受众、审美等话题展开,说来说去说的还是大众文化。这些文字记录了过去十多年中国大众文化的一些点与面,以及中国进入商业时代后在各种规则不健全下产生的种种文化怪象和幼稚的文化消费心理。既然是记录过程,连大众文化自身都那么幼稚混乱,我在写作过程中肯定也有局限和理解上的肤浅。再看这些文字,发现时过境迁,物已不是人已全非,但是那些大众文化的核心问题依然存在,我们依然没有吸取教训,继续在错误的地基上疯狂地生长。虽然这些文字没有从正面去探讨中国大众文化问题,但我从事记者工作这些年来,心里始终绷着“大众文化”这根弦,试图通过每一次采访来检验自己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如果说这些文字在今天还有点可读性的话,那还要感谢中国大众文化至今还没有解决的自身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过去它的大众文化都是在非商业环境下形成的,经过千百年的积淀变成一种生活习惯、伦理道德、世俗风情、处世哲学、人情世故……它的文化,都是出于一个目的—为了生存,而不是为了生活。如果按照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对“大众文化”定义的标准,中国的大众文化过去恰恰缺少商品市场属性,它更像威廉斯形容的“生气勃勃的大杂烩,政治倾向加上大众的欣赏趣味”。正是因为大众文化商品市场属性的缺失,我们一直没有真正明白大众文化究竟是什么。真正的大众文化是在解决生存问题的前提下,为了满足精神需求才出现的,它的目的是丰富生活内容,它的方式是精神消费。当消费关系形成,大众文化才能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出人精神世界的实质—这才是大众文化的核心所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大众文化的出现也仅仅几十年,进入市场经济之后,文化才和大众、商业联系在一起,才有了当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

我正好是在中国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感受和见证了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身处其中,多少还有点纵横的时空感,却未必能把自己从中摘出来去审视它,仅仅是以记者的身份和角度去观察和记录文化娱乐行业里发生的事情。和别人不同的是,从做记者那天起,我始终对文化与商业之间的关系感兴趣,这也是我每次采访的出发点。这些年一路采访下来,直觉是只有大众,没有文化。中国大众文化在无比繁荣的情况下缺乏文化含量和中国大众的精神世界在更加全球化的环境下缺少灵魂是“相映成趣”的。

我们在一个没有大众文化的商业基础的环境下突然开放,所有外面成熟的大众文化产品和商业模式不分主次一股脑都进来了,我们在照搬照抄的过程中,忽略了文化也需要生态环境这个重要的因素—它的形成是有主次和规律的,次序颠倒、毫无规律的话,结果一定混乱,甚至会遭到报应。即使大众文化在中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存在,它和中国文化自身的发展一直处在两张皮的状态。最终,传统世俗的力量把本该正常发展的大众文化扭曲消解,使之变成一种没有文化内涵的大众起哄,这也从反面印证了中国人在精神需求层面上的低级。

中国有很多研究大众文化的学者,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真正近距离研究过中国大众文化,我感觉他们只是把西方大众文化的理论拿过来往中国的文化现象上一套就算完事儿。至少,这么多年我看到的有关中国大众文化问题的书,大都是脱离现实夸夸其谈,或者仅仅停留在表层上就事论事,没有从中国的传统观念、价值观以及从封闭到开放所形成的不正常的大众文化繁荣,再到这种繁荣导致的文化消费怪象,以及这种怪象对后来大众文化的影响—这样的角度去分析中国大众文化问题。这些年我在采访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在理论学术研究方面都是一片空白。

这十几年,我看到的是凡是被称作“大众文化”的东西,在中国都混乱不堪,身处其中的人,清醒者感觉无奈,投机者如鱼得水。中国大众文化一直在这个残缺的状态下无知无畏地勇往直前,胡乱拼贴,没有人也没有时间去修复那些残缺,结果当代大众文化拙劣地拼贴出一幅极度荒诞的图画—热闹、低级、扭曲、丑陋、疯狂、空虚、无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无论做什么都带着忽略过程、直奔结果的投机主义心态。大众文化建设的基础是一个无法逾越的过程,但我们仍勇敢地越过去了,颇有人定胜天的豪气。与此同时,我们也在慢慢地遭到报复—音乐完蛋了,电影在票房狂飙中丢失了灵魂,文学被文字游戏替代,戏剧表演成段子,电视节目沦落为成人版的“喜羊羊和灰太狼”……但我们根本不在乎这些。这些都是我在采访中和被采访者在探讨时常常遇到的一些无解问题。

如果我们回头去看西方的大众文化,它有一些中国大众文化不具备的显著特征,它的大众文化产品有着严格的市场细分和不同层面的审美情趣,这让大众在消费文化产品的过程中可以做到井水不犯河水,各取所需。即使某个层面出问题,也不会波及全部。文化产品的制造者也很清楚该向市场提供什么样的消费品,通过市场杠杆去调节文化的品种和数量。这就是为什么好莱坞电影会出现爱情片、恐怖片、灾难片、喜剧片等类型,流行音乐会出现爵士乐、摇滚乐、乡村音乐、电子音乐等不同风格。一方面是经过多年积累的商业供需经验,大众文化的提供者至少清晰地画出了商业市场和审美趣味两个维度的空间,分门别类针对不同需求为消费者提供文化产品;另一方面,这种商业板块的形成是建立在前面的大众文化的成果和经验基础上的,它不是盲目和随意地制造,因而更科学更合理,具有文化自身的延续性。

反观中国大众文化,由于缺少这样一种商业秩序和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有序进化,它制造出的大众文化产品缺少层次感和领域化,造成了十五岁和五十岁的消费者都要面对同一类大众文化产品的现状,这自然会引发审美情趣上的冲突;同时,由于开放之后中国的大众文化迅速接受了西方商业环境下形成的成熟、完善、合理的大众文化商业模式,并且在市场检验过程中立竿见影地得到了成功验证,从而相信我们完全可以忽略文化发展的传统、逻辑和次序。结果是,没有一种大众文化产品能够持久发展下去,没有一种大众文化的积累能够对后面的大众文化提供直接的经验和帮助。这些年中国的大众文化几乎都在“另起炉灶”的状态下进行,既没有文化进化的规律,也没有正常的市场推进逻辑。

过去,我看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关于大众文化批判的理论时,感觉他作为一个理论家,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显得过于狭隘。他从美学和阶级两个角度把大众文化描述成抹杀个性、推广平庸,导致大众文化产品变成千篇一律的东西;大众不假思索予以消费,毫无保留地接受这些文化产品,结果剥夺了工人阶级的政治反抗意识,盲目追求快感,甘心受资本主义奴役……当然,这个论调因时过境迁和人们对大众文化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和加深而作古。但是,如果把阿多诺的一些观点放到当下中国大众文化的氛围中,会发现他的观点掷地有声。这是为什么?说明我们虽然可以拍一部好莱坞式的商业大片,但是我们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和商业操作的水准真的还停留在上世纪30年代。

但我还是相信即使再糟糕的大众文化氛围,也会有一些有价值的大众文化产品和人文精神逆向而生,它的光泽被喧嚣的文化杂音所埋没。这些年我一直试图去寻找那些被埋没的东西,并记录下来,或者以一种批判的眼光去看中国大众文化的问题。

大概是因为自己在做记者之前已经对大众文化的规律和真相有过一些了解,一旦理论和实际联系在一起,反倒让我对中国的大众文化变得越来越失望,本能地想把这些经历遗忘。这就是我在重新整理这些文字时,总有一种不真实或者恍如隔世之感的原因,甚至都不记得当年还采访过他们。我理想中的大众文化不是现在这样的,它是有序有条理的,它会随着时代的进步创造出很多令人兴奋的文化产品,它大众,进而厚重。而我看到的有创造性的大众文化则少而又少,就像扔给乞丐的硬币。重新阅读访谈中被采访者说过的话,有些依然掷地有声,道理依然有效,但现实却离这些道理越来越远。

中国大众文化已经越来越直接、简单、粗暴地成为一个变现的工具,不仅制造者逐渐丧失理性,连同这种文化下培养出的受众也丧失理性,集体沦落成毫无审美情趣和判断标准的纯消费动物。出于情感、利益或低级趣味的驱动,消费者已变得胡搅蛮缠。今天中国的大众文化像雾霾一样窒息和麻痹着人的灵魂。如果阿多诺还健在,他那套过时的、后来常被大众文化研究者诟病的理论,几乎是他在上世纪40年代对当下中国大众文化现象的伟大预言。

这部书稿的文字多是访谈记录,主要是讲故事、记录事实,不是研究结果,因而没什么系统和章法,探讨的也是具体问题,比较杂碎,更像是一些案例。被采访者多身处文化娱乐行业,尤以流行音乐行业最多。流行音乐作为最普遍的大众文化,特别能说明当今大众文化出现的问题。尤其是,流行音乐在中国的出现、发展以及死亡,每一步都能成为中国大众文化幼稚混乱的证据。举一反三,即可窥其他领域大众文化之一斑。

中国的大众文化已味如嚼蜡,身处其中的人大都局限在一个天花板下,毫无远见,只有一种固态的死循环逻辑在重复。从商业角度来看大众文化现象,它变得越来越恶劣;从文化角度来看大众文化,它变得越来越恶心。我曾经困惑,为什么一个逐步开放的国家,人们却越来越僵化、保守、封闭,凡事皆以利为先,只看结果,不顾规则?后来我在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文明与陋习》一书中找到了一些答案—是几千年来中国人自身形成的坚不可摧的文化传统。一本写于19世纪的书,居然在今天还这么显灵,让我感到阵阵寒意。

我不相信那些乐观主义者对未来中国大众文化的展望,作为一个局外人,又常在河边走,我知道,中国的大众文化产业是在一个死结下狂欢,这个结不解开,掀起的只是钞票的尘埃。

感谢本书中接受我采访的人,虽然我们探讨大众文化的话题浅显片面,甚至有些支离破碎,但至少你们用自己的经验和智慧把很多问题总结出来了。尤其是,你们的坦诚和认真让这些文字的分量没有因为时过境迁而减轻。每一次采访都让我受益匪浅。

感谢《三联生活周刊》给了我这么一个平台,也感谢主编朱伟,要不是他平时的威逼利诱,大概我也不会写出这些文字,更不会有这本书。

感谢当初为这本书中的文字给予我帮助的实习生(不分先后):邓婧、刘心印、罗丹妮、童亮、郭闻捷、李媛、张萌萌、郄斯、温馨、魏玲、霍晓、马雯君、方婷婷、付婷婷、谢宁馨、林磊、南楠、宋诗婷、刘冬凌子、尤帆;同时也感谢董昕、刘芳、盛明暘、张菁在采访中给予的帮助,这本书的字里行间也有你们的心血。由于原始文稿记录不全,如有疏漏,敬希见谅。

王小峰

2015年6月

带三个表 @ 2015-09-06 21:59:31 分类: 未分类

嘉宾:王小峰、马东、周黎明

时间:9月12日(周六)14:00~16:00

地点:单向空间·朝阳大悦城店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101号朝阳大悦城5层(悦界新区)

主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单向空间

活动免费,无需报名。

【活动介绍】

王小峰是中国最具争议的文化记者,在文化一线穿行15年,2015年8月,理想国出版他迄今为止最厚的一部图书作品《只有大众,没有文化》,记录和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

“中国大众文化已经越来越直接、简单、粗暴地成为一个变现的工具”,阅读、音乐、电影、真人秀……一切都被高度娱乐化了。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样的全娱乐时代?身处其中的各路明星、文化人,是怎样用他们的作品反射、反思这样的时代?

周六下午,三表哥邀上好友马东、周黎明一起,在这个全民娱乐的时代,扯扯我们的大众和文化。

【嘉宾介绍】

王小峰,《三联生活周刊》资深主笔、作家。著有音乐随笔集《不是我点的火》《答案从未在风中飘过》;博客文集《不许联想》《文化@私生活》;小说《沿着瞭望塔》《山上有神》。

马东,知名主持人,曾在央视多年,近年主持《奇葩说》广受欢迎。

周黎明,作家、影评人。已经出版《好莱坞现场报道》、《莎乐美的七层纱》、《西片碟中碟》等多部作品。

带三个表 @ 2015-08-26 2:26:45 分类: 挨个祸害

整整在一年前,时时彩平台号多少我第一次去锤子公司,回来后,我写过一篇《见老罗》。我没有在文中说见老罗的目的,有人猜测,可能是我想拍电影,找老罗赞助或让他出演床。

之后我又去了四五次锤子公司,每次去都是为了一件事:做T恤衫。

去年8月,我接到老罗电话,他问我:“你现在还做T恤衫吗?我打算做一批。”其实我已经好几年没做了,这期间我一直跟合伙人在分析研究调查,下一步该怎么做T恤。之前做T恤衫,我想得比较简单,不就是把衣服放在那里把图案印上去吗。我猜有很多想做T恤的人都是这么想的。可是真做起来,才发现,这里的水太深了,还是先学会游泳吧。

很多人时不时问我,你还做T恤衫吗?这个问题我只能在心里回答:将来一定会做,但是必须把一切问题都解决才能动手。一件T恤衫看似简单,但其中涉及到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影响它最终的品质。如果你从来没有接触过工厂的生产环节,单从衣服本身是看不出问题的。我的合伙人蚂蚁一直在跟最前沿的生产线打交道,他花了十年的时间,交了不少学费,总算搞明白了。

老罗的电话打的真是时候,正好我们把生产链上的问题都解决了。我告诉他:“做啊!”

我平时没啥爱好,T恤衫是我少有的爱好之一,这主要是过去听摇滚乐的经历让我慢慢对T恤产生了兴趣。我和合伙人蚂蚁可能是少有的不把T恤当衣服来看的,我始终认为T恤是一个人肉街头移动广告牌子。走在街上,对面过来一个姑娘,别人都喜欢看脸蛋和大腿,我偏偏喜欢看T恤的图案。

第二次见老罗,我们带去了五六件样衫,这些样衫的面料质地从高到低,印花方式也不一样。老罗一眼就看上了那件最好的:“我要这个面料的,因为它摸起来像我的脸蛋蛋一样软软的。”

我问他为什么要做T恤衫?老罗笑嘻嘻没回答。我意识到这是明知故问,他很清楚一件T恤衫和一部锤子手机之间的关系——他也有过听摇滚的岁月。我开始想象,有一天老罗搞一场个人演唱会,他的粉丝都穿着锤子T恤,坐在下面,老罗非乐哭不可!

但是,凡事就怕但是,你们都知道老罗是一个很挑剔的人。这差点把我们折腾死。从今年五月开始,我们正式进入染色、打版、打样阶段,每次样品做出来,送到老罗面前,老罗都不满意,他像三八线上韩国工兵探地雷一样,小心仔细地打量每一个细节:“我觉得这个白色不对,我不要这种白。”“那你要哪一种?”“我要晴朗的夜空月光洒在处子面颊上的那种白。”“罗老师,您能从色卡上选一个颜色吗?”“我不要色卡上的那些颜色!”

要求传达到工厂的染色工程师那里,工程师听完后,到老板那里办了辞职手续。

我们终于染出了“月光处子白”,做出了第一批成衣,但是老罗又提出了新要求:“我怎么感觉衣服有点长呢,能缩短2厘米吗?”“罗老师,这是标准尺码,符合亚洲人的身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以我的目测,它肯定长了。”

就这样,我们剪掉了2厘米。老罗拿着成衣,又皱起了眉:“有点短。能不能再长一点?”“罗老师,您不能眼睛跟松紧带一样,工厂的工人都……要不是这个国家不许公民罢工,他们……”

老罗拿出尺子,量了半天:“我算出来了,再增加0.764厘米。”“罗老师,这个很难做到,因为每件衣服做出来都会有细微的缩水,国标的范围是……”“我不能跟别人做的一样!就这样吧。”

我始终不知道,这个0.764到底是他怎么算出来的,是从哪里到哪里的黄金分割点。我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按照他的标准做出了成衣,然后那给老罗看。老罗拿出尺子,量了半天,终于露出久违的笑容。

我们也终于长长地松了口气。

“但是……”老罗收敛了笑容,“这个logo的位置有点太靠上了。”

这回我们有经验了,为了防止他的眼睛再次变成松紧带,我们要把他所有的需求问清楚,我说:

“再往上一点?”

“不,再往下一点。”

“再往左一点?”

“不,再往右一点。”

“你是刚刚读完尹丽川的《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吗?”

“难道T恤衫穿起来、看上去不能再舒服一些吗?”

以前,我们说老罗叫史蒂夫·罗布斯,现在他还应该叫詹尼·罗思哲、乔治·罗玛尼、罗衣裤、罗印良品……

为了防止老罗再出妖蛾子,我们让他把能想到的需求都说一个遍,记在小本本上,这才放心地离开锤子科技。如果他胆敢再提出非分要求,我就跟他绝交。

就在我们准备上车,回家吃饭的时候,老罗从楼上跑了下来,叫住了我们。

“我忘了问了,尺码都有哪些?”

“S、M、L、XL、XXL。之前不是确定了吗?”

“那个……你看,我作为锤子科技的创办人,做一回T恤衫,我怎么也得穿一件吧,”说完,老罗红着脸,地低下了头,“你们能不能做一个XXXXXL尺码的?”天生娇羞啊!

这个富有情怀的要求,我觉得是最不过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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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除了伺候老罗,还在为其他人生产T恤衫,如果你是一家企业、一个品牌、一个网站、一个演员、一个歌手、一支乐队、一个电影制片方、一个出版社、一个……也许你想过印制一批T恤衫作为商品销售或赠品发放,来拓展你的影响力和品牌效应,但是你可能钱花了,人力物力也投进去了,却没达到很好的效果。你的消费者(粉丝)并不满意手里那件T恤衫的质量。现在我们可以帮助你来完成这些繁琐的事情,包括提供市场营销上的策划。能满足老罗这个挑剔的客户,相信你不在话下。

还犹豫什么,发邮件吧!dundee(at)126.com

带三个表 @ 2015-08-20 22:38:02 分类: 杂谈

我弟弟开了一家网店,专门卖吉他。
店名叫《挪威森林吉他坞》。有兴趣的同学不妨去看看。
我弟弟的服务态度比我好。

带三个表 @ 2015-08-20 16:05:20 分类: 说书

《杂草的故事》是一本非常好看的书,看的时候勾起我很多记忆。

刚开始看的时候,我想这本科普书属于自己闲来无事边翻看边长知识的那一类读物。但真的看下去,才发现不是,它是一本充满温情和诗意的书,作者理查德·梅比饱蘸深情,为杂草翻案,字里行间流露着希望人类善待杂草的情怀。作为一个博物学家,他从植物学、生态学、考古学、进化学、人文学、文学、艺术、历史等角度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丰富有趣的杂草世界。他没有什么说教,也不像《寂静的春天》那样带有强烈的批判性,他娓娓道来,讲述每一种杂草背后的故事。那些看起来普通、随处可见的杂草在梅比的笔下都变成了传奇。

由于书里面提到很多杂草的名字,所以我会经常停下,上网搜索——它长什么样,什么科种,以便加深一下印象。结果,书里提到的杂草,大都是我的老相识,只是叫法不同。这些杂草几乎是伴着我度过童年的,比如车前子,它好像永远长在路边,只有在不断被人践踏后方显其顽强生命力。还有藜,过去我一直误以为藜就是蒺藜,原来它就是长在我家菜园子里永远铲不完的灰灰菜,它有一股难闻的腥味儿。在很多地方,人们把它当成野菜。我一直是用它喂猪,当它长到一尺多高,我会把它割下来放进锅里煮熟,然后给猪吃。还有牛蒡,以前总见过它的名字,原来也是长在我家房前屋后的东西。它和苍耳有点像,种子外面包了一层有弹性的倒钩,我家里那条大黄狗,身上总是挂满了苍耳、牛蒡的种子,想把它从身上摘下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只能用剪子剪下来。对于喜爱干净的猫来说,如果它身上有异物,会感觉很不舒服,它会想方设法将杂物清除掉。我喜欢把牛蒡的种子团在一起,粘在猫身上,然后看它如何抓狂地甩掉这团影响它美观的东西。当然,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把牛蒡偷偷挂在别人的身上……

但是我只知道用牛蒡的种子搞恶作剧,而一个叫乔治·德梅斯特拉尔的瑞士工程师受到牛蒡的启发,发明了尼龙搭扣——一面是环一面是钩,粘上后,用力一撕,会刺啦一声。你的某一款包一定用过这种尼龙搭扣。

你一定听说过美国有一种乡村音乐叫“蓝草音乐”吧,它为什么叫“蓝草音乐”呢?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音乐词汇也曾疑虑过,都是青草绿草,咋还有蓝草?我看过的音乐书里面从来没有人解释过为何用“蓝草”来命名肯塔基州地区的乡村音乐,终于,《杂草的故事》里给出了详细答案。一切都跟一种叫“草地早熟禾”的杂草有关。

草地早熟禾生长在英国,在英国它并不起眼儿,也没人想过用它来干什么。但是到了美国,它开始疯长,美国人开始把它当作饲料来大面积种植。草地早熟禾会开一种淡蓝色的花,远远望去,像一片蓝色薄雾。这种感觉似乎很契合肯塔基州人的气质,因而这里的乡村音乐便以“蓝草”命名。

有一年我去挪威,他们带我去北纬72度的一个山谷里。导游介绍说,这个山谷有很多不一样的植被,在挪威都很少见,我一听就兴奋起来。当我们进入山谷,一路上,各种奇奇怪怪的植物真的让我开了眼。但我不得不说,有很多植物,都在我老家的山上见过。他乡遇故知,让我路上又多了一分乡愁。

这些杂草是从我老家移民到挪威还是从挪威移民到我老家?那是它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它们八仙过海,用各种匪夷所思的方式传播繁衍,只要条件合适,就能活下来。

《杂草的故事》里提到一种杂草——丹麦岩荠。它是一种生长在海边含盐的土壤中的植物,但是你会在伦敦或是一些城市的街边看到它的身影。原因就是城市在冬天下雪时要使用大量的盐做融雪剂,这给了岩荠可乘之机,盐成了它农转非的户口本。

这让我想起家里养的一些花花草草了。有一天,我发现花盆里长出一株酢浆草(三叶心形草),我没留意这株草,但是后来它长满了整个花盆,它的种子成熟后,外面的壳会炸开,把种子弹出去,我观察了一下,它可以弹出两米远,一米高,地上、墙上、玻璃上,都沾满酢浆草的种子。后来,酢浆草成功地移民到其他附近的花盆中。可能没有人知道酢浆草还有另外一个名字:百慕大毛茛,它是地球上最泛滥的杂草。

我开始琢磨,这小东西是从哪里来的?花盆里的土都是从花卉市场买来的,大都经过一系列处理,比如高温处理(为了杀死虫卵),很多种子在这道处理过程中壮烈牺牲。所以,买来的花土里夹杂一颗幸运的酢浆草种子的可能性极小。我想起来了,以前去郊外玩,总会挖回来一些土,掺在花土里,极有可能是这么带回来的。这些混合在各个花盆里的“郊外土”也许还夹杂着蚯蚓、虫卵或其他植物的种子。果然,到了夏天,开始闹蚜虫、红蜘蛛,一些叫不上名字的小草开始从盆里冒芽……

杂草崇尚生命和自由。

(酢浆草)

(藜)

(牛蒡)

如何给杂草定义?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在人类出现在地球上之前,没有杂草一说,所有植物都是平等的。自从人类主宰世界,在自然界划分出疆界,培育出各种赖以生存的农作物之后,杂草就被定义了。今天,除了农作物和其他有经济价值(可食、可入药、可观赏、可用于工业原料等)的植物外,都可以归到杂草。而且杂草的分类和定义也根据人类的认知和需求不断改变,有些植物,过去有价值,后来逐渐失去价值,变成了杂草;有些则是因为其经济价值逐渐被发现利用,变成经济作物。说得难听一点,杂草就是人类这种势利眼不断地在与大自然碰瓷的过程中被认定侵犯他们利益的无辜受害者。只要有人生活的地方,才会有杂草。在《杂草的故事》里,作者定义为“出现在错误地点的植物”。

所以,在地球的主宰者眼里,杂草是卑微、渺小、杂乱、碍事、无用、丑陋不堪的低等植物,它总是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让人类不得不挖空心思除掉它,甚至发明用除草剂这种极端的方式消灭掉它。可事实正如那句古诗所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正是因为它卑微渺小,跟人类没有议价权,所以它们必须具备强大的生命力,保持机会主义者的机智,才能生存下来。

我查过一些杂草的书,里面都会有关于杂草危害的论述,以及如何除掉它们的方法。人类甚至用地下水、土地和空气污染为代价,试图消灭掉杂草,结果它们并没有在这些生化武器面前退缩半步,依然健在。

我们真的要用残忍的方式对付杂草吗?这也是《杂草的故事》这本书里探讨的问题。或许,农民最恨杂草,因为它有可能让农作物减产,甚至危害农作物。由于人类改变了自然界的某些生物的习性,并为此设立了一套法则。杂草并不知道这些法则有些是针对它们的,所以还按原来的方式不知趣地往枪口上撞。事实上,地球上对人类直接有用的植物十分有限(比如玉米水稻小麦萝卜黄花梨),没用的植物基本都可以列入杂草范畴。真的消灭这些杂草,等于消灭生态链的某一环。我去云南版纳的古茶园,他们告诉我,古茶树之间的那些植物是不能除掉的,因为有了这些看似没用的植物,古茶树才不会生虫子,也就不用撒农药。台地茶和小树茶都是人工种植的,没有原始生长环境,必须要喷洒农药来遏制虫害。所以,你喝的茶叶里,除了古树茶,大概其他茶叶——龙井、铁观音、乌龙……每年都要经受农药的洗礼。在《杂草的故事》里,作者也提到了英国农民会在田间地头为杂草留出1.8米宽的杂草带,这样可以把害虫从庄稼地引到杂草带。

梅比说:“这本书的目的从不是为了探讨农民、园丁或保育工作者们在杂草控制上遇到的技术事宜,我关心的是人们在杂草控制上千差万别的动机,以及这种控制对我们与植物世界、大自然的关系有什么整体影响。”的确,即使在探讨杂草的危害,梅比也是用一种冷静的笔触,并通过大量事实告诉人们,自然界真正对人类产生危害的杂草少之又少。因为在人类活动的区域,杂草有机会肆无忌惮生长的机会非常少。

这让我想起上大学时发生的事,暑假结束,我拿着足球兴致勃勃去操场,结果眼前的景象把我震惊了,除了操场中心一小块地方还保持原来“净土”的模样,其余地方都被一米多高的蒿草侵占,远远望去,像芦苇荡。暑期学校没有人,雨水阳光充足,让这些蒿草肆意生长。我站在操场边想,这绝对是校园野合的好地方啊。但两天后,这些杂草就被收拾的片甲不留。

上中学时,一位家住北师大的同学跟我说,他们学校的外籍学生有一天手里举着一棵草,兴奋地叫道:“看,大麻!”1994年暑假,我去北师大踢球,球场周围长满杂草,我想起当年同学说的这件事,每次球出界,我都主动跑到草丛里捡球,希望像那位外籍学生一样幸运地发现一株大麻……

但是,没有任何一所学校最终被杂草占领,顶多培养出一些杂草级的学生而已。

但这又让我想起艾伦·韦斯曼的那本《没有我们的世界》,他在书里做出了一个大胆假设,如果有一天地球上没有了人类,世界会是怎么样?他描述的没有人类的世界,文明被消融,主要通过三样东西:空气、水和植物。在人类的领地,没有一种植物对人有主动恶意,它顶多是有些任性罢了。但我们在限制它的任性过程中也有点太滥用任性了。

所以,我很欣赏梅比的态度:“我们习惯性地将杂草定义为入侵者,但准确说来它也是一个地方传承与遗产的一部分,它们是一种祖传之物,是一个历经岁月的基因库,与这个基因库相比,我们的房屋建筑都是昙花一现。杂草碍我事的时候我依旧会拔掉它们,但这只是一种随性的破坏,其中还带着对它们的敬意,而且我常常因为心头浮现的浪漫情绪而手下留情。杂草的那种怀旧感,也反映了一个人一生中与它们熟稔了多久。它们总在同一年中的某个时间出现,每一年都会出现,像那些你巴不得他们住得更远些的唠叨的亲戚。它们是草做的时钟和沙漏。对一个园丁而言,顽固守时可能是它们最恶劣的品质,但这也是一种让人心安的提醒,告诉你生活还在继续。”

我被这段文字深深打动。

然后我会想,梅比生活在英国,西方的城市人大都有条件生活在和大自然亲密接触的环境中,有很多家庭都有自己的花园,城市有很多公园绿地。所以像他这样有条件去接触杂草的机会远远比我们生活在城市的人多。他热爱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仍保持一颗敬畏和怜悯之心。

亨利·梭罗写过一本《瓦尔登湖》,以今天的人眼光来看,你会觉得梭罗有点匪夷所思,城市工业化刚刚开始,他便有些受不了,回归自然。用两年的时间记录了他“原始生活”的经历。

我们既没有理查德·梅比的境界,更没有梭罗的勇气,我们对周边万物的关注更多停留在物化层面,缺少对自然界怜悯和敬畏之心。

别以为你晒出自己拍的富有文艺气息的蓝天白云或花花草草就证明你崇尚大自然了,那只是一种对自私的满足而已。你来了,你看到了,你拍下了,你晒出来了,你离开了,你其实并没有真正融入过那个世界。

我猜,如果你有机会看过这本书,当你再一次在城市的钢筋丛林中穿行时,你的目光可能会在某一个角落里长的一株不起眼的植物身上停留数秒钟,或许你会发现,我们和那株角落里的植物命运是差不多的。

带三个表 @ 2015-04-28 0:10:33 分类: 杂谈

文学故事总是很容虚构出一个英雄,不管是无中生有还是有中生无,一些能让人敬佩的英雄人物一直伴随人们的成长,我们最不陌生的就是英雄。

英雄分两种,一种是无中生有。原本世界上没有这个人(神),但是人们通过想象把一种希望寄托在一个不存在的人身上,希望通过这个虚构的形象来满足自己无法实现的愿望。它的鲜活能感染很多人,成了群体的寄托。比如孙悟空。另一种是有中生无,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里大量的人物,历史上都有真实的人物,但是通过文学的添油加醋,让真实干瘪的形象鲜活生动,甚至有超人的能力,比如诸葛亮、武松。

我觉得无中生有的英雄,跟人的想象力和对美好世界的向往有关,这个你在童话、小说和好莱坞电影中常常能见到。它的特点是,这个形象在第一次被赋予某种超常能力和品格之后就定型了,它是一次性的。

有中生无的英雄,除了跟想象力和对美好世界的向往之外,还跟信息不发达有关系。比如宋江这位英雄,我印象中他好像就是前杀阎婆,后杀李逵,这算什么英雄?但是由于他在江湖上有个学雷锋做好事的美名,被传得很邪乎,所以也算一个英雄。你看后来他的那些小兄弟,每每遇到宋江,一听说他是宋公明,纳首便拜。之前他的大名要不是在这些人耳朵里磨出茧子,能对他这么一个县城小秘书膜拜得五体投地吗。可是那时候也没有微博,怎么知道他在江湖上的大名呢?也没有《环球时报》,宋江的英雄事迹只有通过口耳相传的渠道散播。这意味着,每一次传播,都是一次文学加工,等传到弟兄们的耳朵里,已经神乎其神了。

这两类英雄的出现,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公众认知认可的前提下,否则不成其为英雄。

还有一种英雄,是在一条船上开完会之后出现的英雄——它采取了无中生有和有中生无的艺术手法,逼真地塑造出了一个个了不起的人物。我小时候就是听着看着这些英雄的事迹长大的,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雷锋、欧阳海、刘英俊、雨来、张嘎、海娃……这些英雄不是民间塑造出来的,而是通过官方的包装定位,经过一系列宣传后,才尽人皆知。

这些英雄总有点可疑。首先,这些英雄无一例外都有个共同特点,关于他们的资料非常少。其次,他们都是为官方所用,不是民间自发热爱的。再次,他们几乎都完美无瑕,没有任何缺点。再再次,官方不许质疑,这本身就更可疑。

这些英雄,他们究竟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带有文学或科幻色彩加工出来的,至今一直存疑。但这个问题倒不像你挖出一块恐龙骨头无法确定是什么品种的恐龙那么难,难的是公众无法撼动塑造英雄的那个话语权,无法以一种平等和自由的方式去研究评判这些英雄。你只需接受并被他感染鼓励就行了——这就是英雄不能问出处?今天年轻人质疑这些当代英雄的真实性,是有道理的,他们没有陷入过去教化的窠臼,一方面是他们对这些英雄出现的历史背景比较陌生,缺乏共鸣,但恰恰是没有这个共鸣,才可以让他们以另一种思维方式去看待这些英雄人物,提出自己的疑问,这是好事。另一方面,这个时代不需要这样式的英雄,当你总拿这些英雄说事儿,年轻人会提出很多疑问,这就是进步。东朝鲜人民还需要这样的鸡血,西朝鲜人民真不需要了。

信息发达的时代,英雄是什么样,一般不会被传得太离谱。比如马布里,他是北京这座城市的英雄,但是再怎么夸大他的英雄事迹,他也不能超过乔丹吧。因为实实在在的文字影像事实摆在那里,你无法虚构。这也是在今天,官方一直希望能推出一些英雄来教化公众,但是确实不好编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树立起来一个赖宁,还漏洞百出。他们的英雄不能升级,是因为他们还用笨拙落后的手段,在今天已经不灵了。

况且,今天的年轻人不需要英雄。安逸、享乐的年代,需要的是各类奇葩来赏玩。这倒是一种间接解构,慢慢也许能把一种真实的历史给解构清晰。

带三个表 @ 2015-04-08 17:55:47 分类: 杂谈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毕福剑同志最近被黑了一道,他在饭局上一段即兴才艺表演的视频被公之于众,因为里面有一些与党国意识形态相悖的内容,一时间成了众矢之的。

不出所料,对于老毕的这段表演,网民们立刻分出两派,一个是倒毕派,一个是挺毕派。大概一个事件发生之后,国人最习惯的就是为自己量身定制立场,然后对号入座。接着就是两派之间互相攻讦,进而把理应明晰的道理搞成雾霾。倒毕派直接给毕福剑上纲上线,顶戴花翎,挺毕派又以正义的名义来回击……我看都没说到点子上。

我觉得,毕福剑才“艺表演事件”正好恰如其分地展示了国人法律意识中最薄弱的一环——对隐私权的无知。

我们都能判断得出:第一,这段视频是在一个私密场合——即饭局上录制的。一个饭局即使人再多,也属于私密场合(除非您在王府井大街上开饭局);第二,不是毕福剑本人公开的。

类似毕福剑“艺表演事件”会经常在我们生活中发生——你私下里的言行在不经意间就被人公之于众,最早是通过闲话传播,后来是通过文字在公共报刊上传播,后来是通过文字、图片在网络上传播。现在,升级到可以通过音视频传播。公布者还常常振振有词地说“我觉得没什么呀”“觉得挺好玩才公开的”“你太在意了”……如果不会引起什么尴尬的话,你会一笑了之。如果引起麻烦,双方都会吃不了兜着走。

其实这涉及到了一个公民最基本的权利:隐私权。什么是隐私?定义有很多,最简单明了的定义就是“你不想公之于众的那部分个人秘密信息”。很显然,在任何一个个人私密生活环境或者群体(两人以上)私密环境里发生的事情都属于隐私。

中国人向来不尊重隐私权,平时自然也没这个意识。这和我们的传统有关,从历朝历代的民居中就不难看出,人们都喜欢杂居在一块儿,几乎没有个人生活空间,这样反而显得和谐热闹,其乐融融,探听别人隐私成了社交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成了中国人社交活动的伟大优良传统。这片土地的人都爱共享自己的隐私,却不知道该怎么判断隐私的界限。如果你去翻翻中国的法律,会发现,浩如烟海的法律中,只有2009年颁布的《侵权责任法》才第一次出现“隐私权”这三个字,这从侧面也体现了整个国家对隐私权的不重视。

再说说毕福剑的那段视频,虽然有人指名道姓说是某某拍摄并上传到网络上的,但在没有确凿证据的前提下,我们先不妄下结论,可以分析一下发布者的心理,对你日后防贼或自律也许有帮助。

如果说那个拍摄并上传视频的人不是出于主观故意——那么,我猜想他平时没见过什么名人,见到活的毕福剑,兴奋,欣喜,同时发现在饭桌上这些人都很有趣,尤其是,毕福剑同志作为一个公共人物,他的一言一行都能刺激到这位拍摄者的神经,合个影,视个频,回头在朋友圈里炫耀一下,能满足一下虚荣心。在毕福剑成为众矢之的之前,这位拍摄者一定还陶醉在一种虚荣之中,但是却干了一件侵犯他人权利却毫无察觉的事情,现在恐怕肠子都悔青了吧。

如果说那个拍摄并上传视频的人是出于主观故意——那么,他可能最初没有意识到去黑毕福剑,只是当毕福剑的唱段里出现一些他认为的敏感词,才激起他心中的波澜,正义感民族自豪感等各种快感油然而生,一个公共人物,怎么可以如此大不敬地攻击他的精神偶像。于是,一怒之下,录下视频公之于众。当然,主观故意也有第二种,即此君深谙毕福剑的路数,之前就在饭局上听过老毕的表演,这次有备而来,在毕福剑开口唱歌的时候就按下摄像按钮——就是要把毕福剑的丑恶面目公开,让全国人民批倒批臭,如果央视能把他开除,那才大快人心呢。

但是在我看来,拍摄者(发布者)的动机并不重要,就像毕福剑演唱的动机一样不重要,重要的是拍摄者(发布者)——或者说绝大多数人几乎都意识不到,私密聚会环境下人们谈论的话题有些是不宜公开的,至少你在公开前要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否则就是侵犯他人的隐私权——不管你是出于好意还是恶意。

毕福剑这件事,还引来主流媒体的兴趣,《环球时报》《中青网》《法制日报》等媒体纷纷发表评论,矛头直指毕福剑。这些主流媒体的观点几乎都是忽略私密与公开的区别,通过猜疑、妄想扣起大帽子,中青网的道德至高点已经戳到仙女座上去了:“公众人物的私德,远比在众人面前表现出来的伪君子面貌更加重要。台上台下‘两张脸’,更对人们的道德信仰造成破坏。”“不管出于何种语境,毕福剑作为党员已触碰了党纪,作为公民也挑战了道德,作为主持人也打破了职业素质要求的底线!”什么叫“不管出于何种语境”?哈哈!

《法制日报》发表了一篇毫无法律常识的评论:“毫无疑问,毕福剑和任何中国人一样,都应该享受到宪法所规定的发表言论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更不是无条件的。作为普通公民,他所发表的言论必须是合法的,不能有损于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以及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作为公众人物,他所发表的言论还应该考虑到社会中不同群体的感情和反应,不能有悖于社会的公序良俗和主流价值观;而作为某个机构和团体的一员,他的言论还应符合其所在机构或团体的形象与利益。否则,他就应该接受法律或公众的质疑与责问,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对这些方面的清晰辨析和正确理解,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阐述言论的自由和发表言论的权利。”这哥们是怎么混进《法制日报》的?

这两篇评论的撰写者妄想症到了极致,绝对的猜疑表演,事先认定公共人物的言行都属于公共行为,不能说私话。就这逻辑1+1他都算不出是个2来。如果说毕福剑在《星光大道》节目上这么表演的话,这些评论观点尚可成立。但这是一个私密空间的聚会,是被一个无知者公开的,本身就违背毕福剑的意愿,你主流媒体不说说隐私权被侵犯的问题,反而开帽子工厂。

私密和公开的界限在哪里?每一个人的标准都不同,有人尺度大,有人尺度小,有人没有尺度。尤其是现在信息传播便捷到弹指一挥间,每个人都可能成为隐私泄露者和被侵犯者。当主流媒体和公众有意无意去混淆这个界限,这和“维民所止”“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无异。

现在,每个人都陶醉在自媒体的欢乐之中,发布各种信息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在一个没有隐私权意识的国家,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侵权者和受害者,就像过去广告里说的那样:“这个秘密我只告诉了她,没想到成了全国皆知的秘密。”所以,保护自己的隐私权,光靠自己两只耳朵竖起来还不够,要人们普遍都有这样尊重他人的意识才行。

那些站在政治或者道德高地上戳戳点点的人,难道自己就不怕隐私权受到侵犯?至少在你们评论的时候该有一些最基本的常识,公开发表言论和私下发表言论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哪怕他在私下里说的话如何过分或不堪入耳,也不能划上等号。如果画上等号,就意味着人们只能当哑巴,像斯大林时代、文革时代那样战战兢兢地活着。当然,有很多傻逼们弱智的正义感一上来就忘了自己是人,是有基本人格权的。

毕福剑才艺表演事件,可怕的不是毕福剑的原形“毕”露,而是那种无视他人隐私的随意行为。为什么我们普遍对隐私权没概念?尤其是媒体和公众混淆概念的猜疑,这种拙劣的猜疑表演才是最可怕的。毕福剑没摊上大事,只是吃了哑巴亏。他甚至可以以侵犯隐私权的名义去起诉那个拍摄者。

每个人都有相同的人身权。当你幸灾乐祸别人被侵犯的那一部分人身权的时候,别忘了,我们都是在同一个环境下,这意味着你也同等被幸灾乐祸的机会。如果人们都活在风水轮流转的幸灾乐祸层面上,本质上跟猪一样。

后来我想了想,某些(非全部)国人的确跟猪一样。

带三个表 @ 2015-02-24 16:08:37 分类: 未分类


新春伊始,拿到了许巍的新专辑《梦游》。

说实话,在《时光?漫步》之后,我认为把灵魂交给佛陀的许巍再做不出像样的音乐了,那以后的每张专辑都像是祈祷词。至少,在《曾经的你》之后,我没有记住任何一首他的歌曲。看这张专辑的封面,我猜他是进一步入定,里面装满了阳光灿烂、言之无物的歌词。

说来许巍也挺奇怪的,当年出道,意气风发,他希望自己能做出Nirvana那样的音乐,所以他抛弃了《执着》这样的歌曲。但是命运无常,在人生经历了一番打击之后,他抛弃了Nirvana,又轮回到《执着》的路上,只是回来的时候丢失了他最宝贵的东西:激情。他变得絮絮叨叨,像个找不到阿毛的祥林嫂。我没觉得他的音乐找到了新方向,更听不出来他的音乐里有什么气定神闲,这都是掩饰他音乐才华枯竭的借口。

这张《梦游》里装的又是什么呢?看歌名大概你会略知一二:《咸阳城》《长安秋望》《云》《春日》《梦游》《遣心》《寒蝉》《长安古道马迟迟》《一蓑烟雨》,看着就觉得有点不食人间烟火。

打开封面,第一页有一句话:“献给科特?库班。”再看里面的歌词,都是唐诗宋词。这是个什么路数?

我记得有一回采访许巍,他在回忆当年与红星音乐生产社签约的那段时光时说:“哥们儿那段时间彻底地颓了,公司里平时都见不到一个人,一日三餐都不知道去哪里吃。晚上我抱着吉他坐在山坡上,想唱歌唱不下去,不唱又太孤独了。你知道那时候孤独是什么感觉吗?我觉得天上的月亮都懒得看我一眼……”

这时许巍想到了赵师秀《有约》里的诗句:“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这首诗把无聊写到了极致。许巍望着躲到云层里不忍看他的月亮,不禁感到人生的迷茫和绝望。天阶夜色凉如水,把他凉到了谷底,能有零下几度C。他当年离开西安来北京,是有梦想的,他希望能变成像科特?库班那样酷的摇滚歌手……想着想着,许巍哼哼起了这句诗,但是哼出的旋律是Nirvana的“Smells Like Teen Spirit”。大半夜的,人也无聊,许巍觉得这种混搭效果挺好玩的,虽然月亮都懒得听他唱歌,自娱自乐也可以打发一下时间,于是许巍干脆把《有约》这首诗填到“Smells Like Teen Spirit”里面,反复唱了几遍,感觉还不错。唱着唱着,许巍哭了……我啥时候才能像库班那样红呢,再不红就变成库尔班大叔了。

第二天,红星公司通知许巍,三天之后搬出老山,因为公司已经在工商局注销了。

写到这里,你大概明白了,《梦游》的歌词是唐诗宋词,曲子都是Nirvana的。

许巍曾说,一进入创作状态,就会崩溃,因为自己太敏感了,会想起很多故事,这些故事会刺激到他,让他无法创作。可是他又得去写歌,费半天劲,写出来的歌也不满意。去年夏天,他对月当歌,忽然想起十多年前在老山的那一幕,而且又是库班去世20周年。过去那么迷恋库班,应该纪念一下他,也算了结自己心里的一个情结。但是他实在写不出激情四射的歌词了。

为什么不把唐诗宋词放进Nirvana的歌曲里面呢?许巍这么想,一来回避了词曲创作这个痛苦过程,二来自己的音色跟库班也有点像。库班在美国西雅图,也算美国的西北,西雅图口音和西安话也很像——就这么定了。

《梦游》筹划了半年多,他精挑细选从唐诗宋词里面找出了九首作品,从这些诗词中不难看出许巍现在的心境。这九首作品分别是:王维的《春日》(桃源一向绝风尘)、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许浑的《咸阳城东楼》、杜甫的《水槛遣心》、赵嘏的《长安秋望》、来鹄的《云》、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少年游]《长安古道马迟迟》和苏轼的[定风波]《一蓑烟雨》。许巍说:“有时候我们总是绞尽脑汁想写出一两句牛逼的歌词,其实你一翻古书,人家一千多年前都写好放在那儿了。”

歌词选好了,曲子都是Nirvana的,接下来怎么制作这张唱片,许巍有点迟疑了,这么一混搭看似很简单,但他不想做成翻唱加填词那样。

制作这张专辑,许巍又几近崩溃。为了调整心态,他干脆放下手头的工作,去了一趟印度。这次印度之行,却有了意外收获。在孟买的一家茶馆喝茶的时候,许巍遇到两个老外,一聊天,许巍才知道,孟买最近正举办一个电子音乐节,他们都是来参加音乐节的,其中一个叫Toby Marks,是个玩电子乐的,来自英国,多年来他一直对东方音乐感兴趣,而且还有一支叫做Banco de Gaia的乐队。另一个人叫Brock Van Wey,来自美国的DJ,他有一个艺名:BVDUB。他过去出过的唱片比所有中国歌手一年出的专辑加起来都多。几年前BVDUB来到中国生活,是他一眼认出了许巍。

Marks一听许巍来自中国,兴奋地说:“我的音乐里面经常会用到中国音乐,我当年还写过一首叫做《China》的曲子。”

许巍看完他们在音乐节上的表演之后,恍然大悟,何不邀请这二位来制作他的新专辑呢。两个人也很高兴,纷纷表示一直希望能和中国的音乐人合作。许巍说:“我希望能在专辑中营造出一种悠远、恬静、飘渺、空旷、迷幻、神秘、阳光的感觉。”Marks说:“那只有电子音乐能实现你的这些愿望。来吧!”

把唐诗宋词放进摇滚曲子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好在Nirvana的歌旋律写得都很好听,只要把节奏放慢,立刻变得悠扬无比。

Marks负责Trance结构的设置,BVDUB负责营造Ambient效果,比如许巍说《少年游》这首歌想要日暮西山的感觉,BVDUB就会鼓捣出各种声效,直到许巍满意为止。许巍说《春日》要阳光一些,欢乐一些,Marks会用雷鬼节奏打底,BVDUB会营造出暖春的阳光透过树叶晃得人睁不开眼的慵懒、迷离的效果,听起来还真有点像杨贵妃蹦迪的感觉。

Marks告诉许巍,Nirvana的旋律只需用一部分,那就是你在开口唱的时候,其余时间这些旋律会变成一段段的Loop。这样一来,每首歌的长度都在七分钟以上,给“Where Did You Sleep Last Night”填上《梦游天姥吟留别》更是长达12分钟。

我个人觉得,Marks在专辑里玩得最漂亮的是对Edgar Froese当年的那首“Metropolis”的采样处理,这首曲子原来有点瓦格纳的音乐气质,把它和“Pennyroyal Tea”串到一起,许巍再把苏轼的词放进去唱出来,简直飞得有点没边了……

许巍说:“如果说学佛让我找到了生活的方向,打开了我的一扇精神之门的话,那么这次跟他们两个音乐家的合作,让我开启了一扇新的音乐之门。以前我对电子音乐没什么兴趣,现在我才知道,自己平时在脑子里蹦出来的思绪、幻觉,用电子音乐都能实现。”

中国的土鳖音乐家啊,你们真是没有生在一个好地方,西方有那么多好东西,不能进校园,还不能进到你们的脑子里吗?

带三个表 @ 2015-02-13 15:50:28 分类: 杂谈

有部叫《五十度灰》的电影在今天(2015年2月13日)上映,但是生活在姚家沟的人民——不管是男人民还是女人民,没有机会去电影院感受S&M的乐趣,只能通过非常规渠道观看,一部投资巨大的情色片只能被当成AV来对待。中国是一个主子VS奴才的虐恋大国,却不能看一部虐恋电影,这是何等的虐恋!

之前我看过一部叫《五十度灰》的小电影,不知道谁拍的,拍得比毛片好一些,至少没那么多长镜头——区分色情片和毛片的标准就是看长镜头的多少。所以,正式的大电影肯定不能像小电影那么拍,得有点故事情节,得非常讲究一些,把虐恋包装成一个爱情故事。从分级标准上,应该是R级。但是它怎么加入符合好莱坞电影的故事情节,也无法逃脱故事本身陈词滥调的窠臼。

《五十度灰》是一个滥到你即使是一个刚刚出道的文学青年,搜肠刮肚想写一个无聊的故事,都不会选择这样一个青春女子爱上高富帅的题材,但是E.L.·詹姆斯没有放过这个题材。环球公司没有放过这个题材。

中国现在没有色情文学,但是色情文化却很发达。中国过去有色情文学,最繁荣的时期是明清,估计那时候没有审查制度。但是这些色情文学你怎么看都是男性视角下的描述,女性只是一个为丰满男性形象的工具。小说在当时的地位就像现在小说的地位一样,你看那些文人,画幅画、写首诗,都要署上自己的名字,盖上自己的印章,生怕被别人掠美。但是费半天劲写个小说,都不好意思署名,搞得现在四大名著的作者都成了悬疑。男人对待小说的态度尚且如此,女人作为一种社会上最卑微的角色,基本都是文盲,怎能去写小说,更何谈什么话语权。

中国仅有的色情小说繁荣时期也基本被父权所控制。等到了男女平等的年代,又不许写色情小说了——实际上是父权社会的权力变得更强大了。弗洛伊德早就分析过,父权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专制,有受迫害妄想症,总是在四面楚歌的想象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敌人,进而通过加强专制来巩固父权。在中国,不会有色情小说出版,尤其是女性视角下的色情小说。

但是,可以有更含蓄的情爱小说——虽说一度情爱小说也被打倒。从《红楼梦》里的情爱到琼瑶小说里的情爱,实际上填补了中国当代女性最基本的意淫诉求,用文学的方式把女性的浪漫心理指向一个不可控的情感荒凉境地。情爱小说在满足女性的精神想象之后,反而割断了与身体想象之间的关系。男性在今天可以通过毛片来满足自己,但女性满足自己的方式不是毛片,而是情色文字里流露出来的浪漫,但它又是缺失的,琼瑶只能送你一程,扔在半道不管了。中国至今没有一本像模像样的女性文学刊物,也没有女性视角下色情小说的作家群体。结果,很多中国女性只能阅读纯文学或通俗文学,结果无数中国女性被活活逼成了文学女青年。

我看过一篇安·巴·斯尼陶(Ann Barr Snitow)的文章《大众市场的罗曼丝:女人的色情文学是不同的》(Mass Market Romance: Pornography for Women is Different),她是个大学文学教授。这篇论文发表于1979年,她以加拿大禾林公司出版的《浪漫小说》杂志为样本,分析了这本杂志上的小说和其特定女性读者群的消费心理、性心理。现在再把斯尼陶的文章拿出来看,一点都不过时,她分析得很全面,因为女性对文学的理解,对色情与性的理解一直没有变,这一切基本上都体现在《浪漫小说》杂志的每一篇小说里面了。对今天的中国女性来说,没有《浪漫小说》这样的市场针对性极强的文学刊物,但并不是说斯尼陶对女性文学市场分析的现象在中国女性身上不存在,在我看来,它极其符合当下中国女性的性心理诉求。

斯尼陶分析道:“这些小说是有趣而吸引人的。这是因为它们规定了一整套的人物关系、情感和能打动我们的构想。”有时候我们鄙视模式化作品,但实际上我们都离不开模式化、套路化作品,因为这是经过千锤百炼、具有核辐射威力的结构。

爱情小说写来写去就是写欲望,当那个黑8最终被打进洞之前,必须出现一系列障碍,看着才能更加勾起读者的欲望。斯尼陶说:“一般看来,禾林小说没有什么情节。禾林的世界就是被男人和女人这两类难以交流的人所占据着。小说中所有的不安和麻烦都是由彼此引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极端乐观派的小说有它们自己的梦幻般的现实世界:文化造成了两性生理经验上的差异。两性具有不同的需求和兴趣,当然还有不同的阅历。他们发现彼此完全不能了解。”

斯尼陶继续分析:“由于禾林小说中的全部行为都是从女性的视角来写的,那么读者就会认同女主人公对那些‘皮肤黝黑的、高大的、神情严肃的英俊’男人的古怪无常的行为的理解,无论那个男人是神秘的陌生人还是有权势的老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小说中的关系是颠倒的:女人是主体,而男人则是客体。尽管女人的服饰总是被很仔细地观察,但禾林小说中对男人的描述要比女人多得多。他是未知的他者,一尊性感圣像,他的魔力就在于他是雄性的。小说中充斥着对男性生殖器的崇拜。男性的就是好的,男性的就是充满激情的,在没有比他们更好的了。”

你会发现,《五十度灰》几乎是以斯尼陶的这段分析“为蓝本”下创作出来的,E.L.·詹姆斯和70年代为《浪漫小说》供稿的作家没有任何本质区别,只是形式上稍有改变,那种被抽成真空的浪漫演变成一场S&M游戏,唤醒了一个女性潜在的性心理需求,其实这种写法也没有稀奇的。但它很受欢迎,比《哈利·波特》还受欢迎。看来女性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还是被压抑的,只能在一场虐恋中狂欢。

琼瑶的小说在很多方面跟禾林的《浪漫小说》有相似之处,但是琼瑶小说里缺失了“性欲”这个主题,至少琼瑶阿姨没有直白地去描写这个主题,而是强化了女性的浪漫与神经病特质,这也是我们有段时间解读琼瑶小说时常常提到的“毒害不少女青年”的原因。因为让中国女性读者去摆平想象中情与性的关系,尤其是从文学作品中想象,大概还有点难度。

女性视角的小说往往在细节描述上更胜一筹,这是男性所不能企及的。“在禾林小说中,穿什么衣服这个问题占据着大部分空间……服装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大量出现美食和家具。”这种文学化的细节描述放到《浪漫小说》的架构里,它就变得另有所指:“禾林小说使日常生活不再沉闷,它反复描写女人如何梳头,如何够着身子把盘子放到高架子上去,女人做着她们每天都要做的事,这种固定不变的状态中潜藏着性欲。”

情爱小说或情色小说的另一大特点就是让主人公进入到一个真空状态,这样更易于浪漫,它让虚构文学的封闭系统更进一步封闭,封闭到只剩下一些仅为主题服务的要素,它带着超出现实的情色情境,特别容易打动情商不高的女性读者。斯尼陶说:“我们的文化中最极端的神话之一,就是认为理想的个人是那些勇敢的、完全孤立的人,但这仅仅是对男人而言。女人们往往被文化、社会关系、家庭和爱情(一种被女权文化定义为欲望的状态)所局限、所羁绊。她们能够为社会接受的一种超越,就是浪漫。”

我觉得中国不管是在文学还是在艺术方面,由于它过于强大的父权意识,导致女性在文学艺术领域的话语权被左右、被淹没、被肢解,甚至意识不到女性受众所需——逼的很多女性不得不去喜欢李宇春。如果我们从大众文化角度去分析性别消费,中国为女性提供的文化消费是极其扭曲的,甚至是带着歧视性的——女性消费者显然是意识不到的。

斯尼陶也无奈地总结道:“当女人们想要体验激情时,社会提供给她们的途径就是浪漫。当女人们试图想象与人交往时,社会为她们提供的最美好的景象就是男性和性交。当女人幻想着成功和权威时,社会为她们提供的方法就是去引起一个男人的注意。当女人们幻想着性时,社会为她们提供的表现只是去直接地挑逗和满足男人,而把大多数的表现都视为禁忌。当女人们打算独身时,社会几乎就不会提供关于这方面的诱人前景。”

当E.L.·詹姆斯通过一番酣畅淋漓的意淫之后,大概她也无法逃脱笔下女主人公沦为男人性工具的老套路。但这是周瑜打黄盖,也是传统女性视角浪漫小说核心诉求。环球公司高价买下电影改编版权,它看到的不是色情片的噱头,而是这个巨大的市场还是由女性的虐恋来支撑的。

祝各位读者情人节虐恋快乐!

带三个表 @ 2015-02-06 1:56:41 分类: 未分类


老狼的头上一直围着一块“校园民谣”的红头巾,这个“狼外婆”的形象深入人心。但是,如果你仔细去听听老狼唱过的歌曲,大都跟校园民谣没有关系,跟民谣更是没什么关系。“民谣”也好,“校园民谣”也好,都是生生造出来的概念,从来没有内容。这就像我们谈论死亡金属一样,空有概念,没有内容。

民谣是什么?大概只有中国人把本来该叫“民歌”的东西称作“民谣”。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当代文化之间的结合造成了“民歌”与“民谣”的冲突,与其说是想把这两种概念区分开,倒不如说是定义了一个伪概念,因为我们的民歌无法从传统的音乐语言顺利过渡到现代民歌。

在台湾,民歌指的是比邓丽君更早的那些歌手演唱的歌曲。至于大陆这边,与传统之间的割裂更明显,“民歌”一般指的是音乐学院教出来的结合了意大利美声唱法、俄罗斯民歌唱法和中国传统民歌唱法的一种演唱方式,它消灭了差异,在某个时间段它更多是为意识形态服务。

所以大陆很自然地接受了台湾对新民歌的定义,即称之为“民谣”。如果说台湾在民歌与民谣的转换过程中还有联系的话,大陆则一点都没有,对那些唱流行歌曲的人来说,继承传统民歌似乎是一种耻辱。

这不禁让人想到鲍勃?迪伦,从他出道那天开始,就一直对传统音乐情有独钟,他总是慧眼独具,让一首首传统民歌重新焕发出金子般的光芒。

前面罗嗦半天,是想告诉大家,老狼在即将推出的新专辑《似曾相识》中,做的正是一件挖掘金矿的事情。这是一张包含了15首歌曲的翻唱专辑。

谈到为什么做一张翻唱专辑,老狼说:“其实这个想法在10年前就有了,出道10年,想翻唱一些歌曲,当时只是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可是还没等我做,电视选秀开始翻唱歌曲。哥们一想,还是别再去趟这个浑水了。”

但是又过了十年,老狼终于还是做了这张专辑。他说:“我特别不喜欢人家说我是校园民谣歌手,我唱的都是流行歌曲。但我的确喜欢民歌,现在中国没有真正的流行民歌,那些人都是因为没钱买更好的乐器,只能拿一把破吉他弹唱,然后就说自己是民谣歌手。民谣不是这样的。有一回跟李宗盛聊天,聊出点感觉,他建议我做一张真正的民歌专辑。我说你来制作我就做。”

于是有了《似曾相识》。

李宗盛在唱片文案中写了一段话:“选秀繁荣了电视,毁了音乐。音乐已不再是内心情感的表达,变成了外在的舞爪,成了矫情病。这也让华语音乐从此走进歧途。我们希望通过这张专辑告诉人们,音乐可以重新站在起点,回到内心的情感家园,这样的音乐才有力量。”

李大哥这是要拨乱反正啊!

15首翻唱的曲目除了凤飞飞的《追梦人》和齐秦的《原来的我》两首歌之外,基本上都比较生僻,很多人大概连最初的演唱者是谁都没听说过。台湾歌曲选了八首,大陆歌曲选了七首。

我问老狼为什么会选择那些其貌不“洋”的歌曲,他说:“你出一张全新创作的歌曲,他们会觉得是新歌,有新鲜感。你出一张翻唱的,他们就会找来原唱跟你对比,听起来就不专心了。我就不给他们丫这个机会。”

没错,你知道这些歌都是谁唱的吗?《交错》《出发》《世外桃源》《答案》《时空之旅》《八月半》《匈谷》《惊春》……

大概没有人注意到,整个华语唱片界都不会录制木吉他的声音。这个问题李宗盛很早就意识到了,但是他在录音过程中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这几十年听到的木吉他声音都是干瘪浅薄的,不信你现在去找一张有木吉他伴奏的中文歌曲听听。

而李宗盛在制作这张唱片时,不仅要重新展现音乐的力量,更要解决木吉他如何传递情感色彩的问题,它的悠扬、温暖、冷静、幽远、律动……都要表现出来。

李宗盛专门请来了民歌录音师约翰?伍德(John Wood)。对,录制木吉他一定要请一个姓Wood的人,此君曾是英国著名民歌手理查德?汤普森的录音师。

制作上这么讲究,主要是整张专辑基本上是以木吉他为主,偶尔会加上一些零打,感觉就像是在录音室彩排的效果,随意但不随便。老狼不用像过去那样去跟各种乐器较劲,他的声音开始变得松弛,吉他成了老狼的唯一对话者和倾听者。

当然,让我感觉最不可思议的是他演唱的那些传统民歌——来自云南、贵州、四川、青海和陕西。过去,不管是民族唱法还是原声唱法演绎民歌,都是正确唱法。从来没有人用吉他弹唱方式去唱这些民歌,因为很多人从经验上就否定了它的可行性。

约翰?伍德在录音时告诉老狼:木吉他适合演唱叙事性的歌曲,那些歌是在讲一个故事吗?是的话,你讲给大家听。

这个吉他+传统民歌的效果的确不错,老狼用轻柔的方式颠覆了过去我们对传统民歌的印象。这大概也是老狼把专辑起名《似曾相识》的原因吧,你好像听过,但又没听过;你从未听过,但好像过去某个瞬间听过。

当人们都扯着嗓子在电视上嚎叫的时候,老狼用一种“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的安静在娓娓道来;当那些电视台乐队用乏味的、教科书式的编曲为那些经典歌曲的翻唱披上上红下绿的外衣时,老狼扔掉了音乐的辎重,用言简意赅的回答告诉人们:音乐在这儿呢。

我这么描述,你是不是先入为主地觉得老狼的新专辑变成“小清新”了?错。老清新了!

带三个表 @ 2015-02-03 11:04:37 分类: 闲扯

二十多年前,我开始迷恋短篇小说,尤其是一千字以内的短篇小说。我认为,用很短的篇幅把一个故事讲清楚并且还能让读者掩卷深思,那才是作家的本事。所以,在我差不多看完能看到的各种中外微型小说之后,便有了创作一篇微型小说的冲动,我的文学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我希望这个小说让每个人看完之后都会浮想联翩,并且会根据这个脚本衍生出很多故事,就像弗里蒂克·布朗那篇经典的微型小说——“地球上最后一个人坐在房间里,这时忽然响起了敲门声……”——那样。那一年我才二十一岁,但我野心勃勃。

我花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来构思这篇微型小说。很快,我用了七百多字写完了它,小说的名字叫《门缝》。写完后我反复阅读,觉得它写得好极了,我的处女作一出手竟然写得如此美妙,这足以证明我的文学才华——至少在微型小说领域里的才华像一座金矿,可以让我用一生来开采。

我必须把它投给一家有鉴赏力的文学杂志。最后,我选择了《收获》,这是一本门槛很高的文学杂志。我在把信封投进邮筒之前想过,他们看到后会欣喜若狂,在不久后的某一期《收获》上,会有我这篇惊世骇俗的微型小说。

果然,还不到十天,我就接到了《收获》编辑的电话,听起来是一个和我一样年轻的女编辑,她很激动:“你的这篇小说写得非常好,整个编辑部都传遍了,主编说是近几年看到的最好的短篇小说。”

这还用说吗,显然在我的预料之内。

“不过……”女编辑停顿了一下,“我们都觉得,这么好的题材,写这么短显得太可惜了。”

什么?太短了?可惜?不。这正是我的追求:用最短的话写出最意味深长的故事。

“你能不能再修改一下,写成一个五千字左右的短篇小说,这样至少在排版上也容易一些。”

可是我不想这样做,我只想用七百字把这个故事讲清楚。事实上我讲得非常清楚了,如果再多一个字都显得繁冗累赘。接着,我花了大概十分钟的时间给女编辑普及了一下世界微型小说史,并且告诉她我这么做的各种依据。但是,女编辑很执拗,她用带着威胁的口吻告诉我,这是全体编辑部的一致想法,也是主编给她布置的任务,希望一篇小说更完美地刊登在他们的杂志上。如果我不修改的话,那七百多字的文字不知道该印在杂志的哪个角落。

我非常不情愿地接受了编辑的建议。不过,修改过程还算顺利,毕竟在构思这篇小说时,我思考了很多种可能。甚至当我把这篇文字扩充到他们想要的字数时,还余兴未尽。

稿件再次寄给了编辑部。在投进邮筒之前,我依然很自豪地认为,它是一篇惊世骇俗的小说,那多出来的四千多字,在原来完美的基础上,又锦上添花,这一点读者会看得很清楚——即便他们没有机会看那篇七百字的初稿。

小说寄给他们后,我没有像上一次那样很快得到编辑的反馈。我想这次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至少他们不会为排版问题而苦恼。它可能很快出现在某一期的《收获》杂志上。

但是我足足等了半年,也没有接到他们的电话,更没有收到来自他们的信件,这让我有些焦急。以我的判断,这篇小说是肯定能发表的,不然编辑不会打电话让我修改。也许编辑部因为这篇小说再度引起争论,或者这个争论一直在持续,没有结果,以至于无法给我确切答复。也许我只是一个刚刚进入文学创作的初学者,在他们看来,无所谓明确告知发表时间……可能他们就是在这个细节上忽略了,让我在另一座城市一直不踏实。

又过了半年,还是没有消息。我只好打电话给编辑部,想问问女编辑是怎么回事。

接电话的编辑是个男的,听上去有四十多岁:“哎呀,哎呀,实在抱歉,真的是实在抱歉……”

我的心顿时凉了下来,有种不祥的预感,难道他们枪毙掉这篇稿子但是不好开口向我解释吗?但我又一想,他们不会因为毙掉一个文学青年的书稿而感到内疚,这种事他们每天都在做。

“你那篇《门缝》修改之后写得非常好,我们编辑部一致认为比原来的微型小说高出一大截。但是之前跟你联系的编辑前段时间回家生孩子,交接上出了点问题,可能把发稿时间耽误了。”

原来如此,我长长地松了口气,心里立刻原谅了女编辑的疏忽。

“现在我负责下一期的稿件,我打算用你这篇小说。”

两周之后,我突然接到这位男编辑的电话,电话里依然很热情,客套一通之后,他说:“杂志社从上到下都非常重视,希望你这篇小说在年底能角逐茅盾文学奖,但是短篇小说可能竞争力差一点……你看能不能把它扩充成中篇小说呢?四万字左右。”

我对茅盾文学奖没有任何兴趣,我只想尽快看到它刊登在杂志上,让更多读者看到,这对我将来的文学创作非常重要,甚至会决定我该从事什么样的文学创作,这一点他们应该很清楚。可是为什么要改成中篇小说呢?这样的话,整个小说所凝聚的那种气会消失,那种一直以来我追求的文学短小精悍的感觉会变得面目全非。

我不想再增加一个字!

“你这五千多字,显得有点过于单薄,故事的情节,人物的形象,主题的挖掘都浅尝辄止。以我多年的编辑经验,你这么写简直太可惜了,实际上是在浪费一个题材,也是在浪费你的才华,这,这是对文学的不敬!”

我从来没想过要把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变成中篇小说。事实上在我等待这篇小说问世的过程中,我又创作了四十多篇微型小说,只是因为字数问题,它还不够成为一本书,如果再有三十篇,就可以出一本微型小说集了。

“你知道那些现在很有名气的作家吗?”他一口气说出了八九个如雷贯耳的名字,“那都是我一手挖出来的。当初他们有的写小说,有的写散文,有的写诗歌。我一看就知道他们该写什么。现在有个诗人叫顾城,他原来写小说,他的小说我看了三行就写信告诉他,他完全不适合写小说,应该去写诗。你看现在,他的诗多受欢迎。”

也许他说得对。毕竟我刚刚进入文学创作之门,还没有经验,自己对文学的理解还很狭隘,他可能看到了我自己看不到的文学潜质,我确实可以尝试一下。

在接下来半年的时间里,我开始修改《门缝》。期间这位编辑打过几次电话询问进展情况,还留下很多热情鼓励的话语,这让我能一直有动力去完成我这个处女作。

但是,一切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顺利。小说改成中篇之后,和我最初的判断一样,当初微型小说、短篇小说里凝聚的那股气不见了,它不再迷人。我已尽我所能,试图还原出、创造出那个我要的感觉,可就是找不到。有时我想到放弃,因为我创作的别的微型小说一样精彩。但是我又不能放下,《收获》的编辑们一直在诱导我去证明自己的文学才华,我想我应该无愧于他们的期待。

后来编辑也很少打电话了,再后来,我和《收获》就像我在写《门缝》之前那样陌生了。

在我修改的过程中,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发现,原来的版本写得非常幼稚,我不得不重新开始,否定上一稿,写完之后才觉得它和我当前对主题的理解相配。每一次修改,都感觉自己在文学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块。

我忘记过了多长时间,反正在我修改到最终满意之后,原来的《收获》编辑部的电话已经打不通了,电话号码升了两位。之前跟我联系的编辑都已离开编辑部。

新编辑听说之后,非常高兴。“我记得哦,那时候我还在上大学,在编辑部实习的时候就听说了。”现在她早已荣升为编辑部主任了,“没想到你这么认真,一篇小说修改了十年。”

我把书稿第三次寄给了他们。扔进邮筒之前,我祈祷它能顺利发表,而不是获得茅盾文学奖。如果他们想让我改成长篇小说,我会拎着菜刀去找他们算账。

果然不出我所料,编辑部主任看过书稿之后,希望我改成长篇小说。我愤怒了,这么多年他们简直是在拿一个未出道的青年作家做实验,现在他们再说什么鬼话我也不信了。

“你知道《第二十二条军规》吗?原来约瑟夫·海勒写的是中篇小说;你知道《月亮与六便士》吗?原来也是中篇小说;还有……”

还有曹雪芹的《红楼梦》,原来就是一首诗,后来被你调教成了四大名著?

“我知道这么多年你因为修改这篇小说费了不少心血,总让你改来改去对你不公平。但是我们做编辑的,希望做出的嫁衣在读者眼里尽善尽美。”

我不会再听他们的屁话了。

“从你的微型小说到现在的中篇小说,我都看过。之所以建议你修改成长篇小说,是因为过去了很长时间,很多东西都变了,环境、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包括我们使用的语言,都在被颠覆。十年前,你写的很超前,但是现在已经看不到这一点了。如果你不把整个故事彻底展开,不把细节丰富,不赋予更多内容,那么它的价值……你必须要突破自己。一个伟大的作家,从来都是在一个新的视角下思考最古老的话题。”

我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一残酷的要求,即使编辑部主任不指出这些问题,我过去在创作中也一直困惑为什么总是把握不好——舟已行矣,而剑不行。

我又花了十年的时间,把《门缝》修改成长篇小说。其实真正修改过程我只用了三年的时间,大部分时间我在思考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思考人这个东西。“人”一直是我创作过程的障碍,必须把它搞明白,才不至于让编辑找到修改的借口。

甚至,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过去写的那些微型小说,我觉得它狗屎不如,当时就是自作聪明,才写出那么一堆言之无物的东西来。我几次想把它找出来,然后付之一炬,不然它在我的生活中总像一个洁癖者在床单上看到的一片污迹一样,让人从心里感到阵阵膈应。但是它放在哪儿了呢?

当我修改完书稿,第一件事就是打听《收获》这本纯文学杂志是否停刊。我得知它和二十多年前一样,连那两个字的字体都没有变。我把长篇小说《门缝》寄给,哦,不,是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他们。

给我回邮件的是一个年轻的女编辑,她说这部长篇小说写得非常好。言谈中我才知道,编辑部主任三年前就辞职了,而她对过去二十多年我因为这个小说与编辑部发生的马拉松故事一无所知,从来没有哪个编辑在她面前提过此事。这样最好,不然她指不定提出什么幺蛾子意见呢。

事情进展得很顺利,编辑很认真地把每一个阶段的进展通过电子邮件告诉我。我算着时间,大概再过一个月,我就可以在任何一家报刊亭看到印着我的处女作的杂志了。

有一天,我接到了编辑的电话,她在电话里说:“非常对不起,我们最近出了点事儿。”

我头皮一紧,像是有人从背后抓了一下。

“我们编的这期稿件前天都下厂了,但是突然接到一个通知,有个作者的作品一直在黑名单上,任何媒体都不能发表他的作品,否则要面临停刊整顿。”

我以为是我的小说又出岔子了。

“主管部门有些担心,把这一期的稿件都拿去审查了,结果认为有三篇小说有问题,其中包括您的《门缝》。”

我还没出道,就上黑名单了?

“主管部门给出的意见是:您的作品里面有太多的性爱描写,认为超出了文学范畴;对人性恶的描述太过分;对很多价值观的描述与当今倡导的相矛盾;作品过于灰色;情节过于离奇……”

在那些白痴审查官的眼里,我的小说一无是处。

“但是我们主编非常喜欢您的作品,一部处女作能写到这个高度非常罕见,在他的努力之下,您这部小说还是给保住了,但是他的意见是要修改一下,把审查意见里提到的一些有问题的内容删掉。我们争取还发在这一期上,但是现在时间有些紧张。”

我这次没有跟编辑辩解什么,所有辩解都没用。我花了大约一周的时间把那些有问题的内容一字不留地删掉——虽然那些文字是我认为是小说中的灵魂,是最好的一部分。最后留下了五万字。

编辑在看到书稿之后,立刻打电话给我:“您修改的书稿我看了,怎么说呢?您拿掉了肉,只剩下骨头了,一下就显得骨头太多了,能不能再去掉一些累赘的内容,改成一篇五千字的短篇小说?”

幸好,那篇当年写的短篇小说底稿我还留着,我唯一做的就是把它敲进电脑里。然后,发给编辑。

编辑在看到书稿之后,立刻打电话给我:“您修改的书稿我看了,怎么说呢?您这次拿掉了太多骨头,又显得肉太多了……”

幸好,那篇当年写的七百字微型小说底稿我还留着,我唯一做的就是把它敲进电脑里。然后,发给编辑。

编辑在看到书稿之后,立刻打电话给我,这次她显得格外激动:“您这篇微型小说写得太精彩了,您知道吗?我妈妈说她当年编过您这篇小说……”

我一直默默地听着她在电话那一头激动的声音,接下来她会建议我把它改成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在退休之前,我可以正式步入文坛。

“我们编辑部一致认为,先把您这篇微型小说以长微博的方式发表在我们的官微上。您现在手里还有没有这样的微型小说,都给我们……”

我翻腾了多半天,总算在一堆可能在搬家时会被扔掉的可有可无的杂物中的一个旧纸口袋里找到了那些狗屎微型小说,然后它陆陆续续发表在《收获》的官微上。没多久,它出版成书,出乎我的意料,读者都喜欢这堆狗屎,喜欢到洛阳纸贵。

可是直到退休,我也不确定我是不是一个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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